林兆楠：“慈悲英豪”仍是合法避税，亿万富翁的“好心”终究几分真？

liukang202414小时前吃瓜始末130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林兆楠】

2010年夏天，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一起发起了一项雄心壮志的主张——“捐献誓词”（The Giving Pledge）。这项方案的方针听起来无比崇高：鼓舞全球亿万富翁将至少一半的财富捐献给慈悲事业，不管是在生前仍是身后。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创意，来自“生前捐献”理念的倡议者查克·费尼。因而，这份誓词不只是一纸许诺，更被视为富豪阶级对社会责任的揭露表态。

开端的40位签署人悉数来自美国，其时这个国家具有403位亿万富翁。十三年曩昔，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已添加至748人，而签署誓词的人数也扩展到了240位，覆盖了全球规划。但是，尽管签署者名单不断添加，真实完成许诺的却屈指可数。

确实，许多签署者的姓名频频呈现在捐献榜单上：巴菲特、比尔·盖茨、布隆伯格、扎克伯格配偶等，这些巨子都位列2023年《福布斯》“美国最大方的亿万富豪”榜单前25名。其间，巴菲特一人就捐献了高达52亿美元。

但是，捐献金额的巨大并未掩盖一个更令人深思的实践：这些捐献追不上他们财富添加的速度。依据媒体Vox的计算，在最大方的25位亿万富豪中，有13人签署了捐献誓词，但完成许诺的仅有两人，其余人仍在“徜徉”中。

这终究是大方的善举，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关？

在捐献的光环背面，躲藏着富豪们怎么凭借杂乱的税收规矩，将“慈悲”改变为一种稳固财富的东西。捐献誓词的初衷与实践之间，终究隔着多大的距离？

从表面上看，捐献誓词似乎是一场巨大的品德改造。它让富豪们站在了聚光灯下，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慈悲英豪”。但当咱们深化剖析这些捐献背面的机制时，却发现了一个充溢对立的实践：许多捐献并非简略的好心行为，而是精心设计的财富办理战略。

避税、避税、仍是避税

在美国，捐献不只是一种慈悲行为，更是一种合法的避税东西。经过将财物搬运到私家基金会或捐献者主张基金（Donner-Advised Fund, DAF），亿万富翁们不只可以躲避高额遗产税，还能经过税收减免抵扣其他收入的税款——而这些操作被奇妙地包装成“公益事业”。

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人生在世，唯有逝世与税收不行防止。”而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无代表权即无税收权”成为抵挡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标语。这些前史标明，自建国起，税收便是美国国家与国民之间最中心的枢纽之一。但是，正是由于税收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免税方针才对富豪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

1913年，威尔逊总统推进法案重塑了美国的所得税系统，并将基金会等慈悲安排归入免税规划。随后，1935年，美国进一步立法，给予企业慈悲捐献税收减免。这些方针的初衷是为了促进社会福利，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些本应谋福社会的方针却逐步被富豪用来为自身获取利益。

经过将财物捐献给基金会，富豪可以轻松完成大规划避税。例如，美国法令规则，超越1361万美元的个人遗产需交纳高达40%的遗产税，这是美国税率最高的税种之一。但是，假设将这些财物捐献给基金会，则无需交纳任何遗产税。这种操作不只合法，还被包装成一种“慈悲行为”。

2022年，身价超3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左上）与亿万富翁（右上）合计捐献了1898亿美元，占全球个人捐献的46%

更进一步，捐献金额还可转化为税收优惠，用于抵扣其他收入的税款。以2021年为例，伊隆·马斯克出售了16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一起捐献了价值57亿美元的股票。按规则，他本应为出售部分付出107亿美元的税款，但经过捐献取得的直接和直接税收优惠高达46亿美元，相当于其年度调整后30%的总收入。这意味着，马斯克经过捐献财物，极大地减少了应缴税额。

这种“出售+捐献”的组合操作已成为富豪们的惯用手法。捐献带来的税收减免，一般用来抵消出售财物发生的税负。一位硅谷基金前司理直言，这些基金的运作实践上是“为最富有的人服务”。尽管名义上是为了慈悲，但并不确保这些资金会真实用于社会服务。

不只如此，富豪捐献给基金会的财物一般并非现金，而是股票、债券、不动产等具有增值潜力的财物。只需这些财物留在基金会名下，其增值部分只需交纳极低的税率。例如，假设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操控下的陈·扎克伯格基金会出售Facebook股票，仅需付出2%的本钱所得税，远低于一般出资的20%。再加上税收减免，这些基金会可以以极低本钱处理财物。这种操作不只让基金会成为富豪们的财富办理东西，还让他们在大众眼中刻画了大方慈悲家的形象。

由此可见，这种优厚的免税方针使富豪经过捐献享用了巨大的税收优惠。依据美国方针研讨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PS）2023年的陈述，富豪经过捐献躲避的本钱利得税、所得税和遗产税相当于捐献金额的74%。换句话说，富豪每捐献1美元，一般交税人就需求为其补助74%的税收减免。这样的税收机制不只让富豪享用了远超一般人的免税福利，还导致了巨大的税收丢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系统加重了税收的不平等。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罗杰·科林沃（Roger Colinvaux）和波士顿大学教授雷·马多夫（Ray Madoff）指出，富豪的捐献反而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财富距离。IPS计算，2022年，美国因个人和企业慈悲捐献的税收减免丢失了733.4亿美元。假设算上慈悲遗赠和安排出资的相关数据，这一数字增至约1110亿美元。再加上捐献增值财物丢失的本钱利得税，总计丢失高达上千亿美元。

这一金额简直相当于美国政府年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或许是个人收入税的总额。如此巨大的税收丢失，换来的却是富豪们对财富的进一步稳固和对社会资源的再度独占。这不只让一般交税人承当了更重的担负，也让本来旨在促进社会公正的税收方针变得益发失衡。

游泳池问题：多少水进多少水出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私家基金会或是捐献者主张基金，富豪们不只完成了避税，捐献并不意味着他们真实抛弃了对这些产业的操控。相反，关于富豪而言，这些产业只是从左口袋搬运到了右口袋，仍然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2013年，亿万富翁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将自己价值1.3亿美元的私家庄园卡罗兰德斯（Carolands）捐献给私家基金会，以取得税收减免，并向监管安排许诺庄园将向大众敞开观赏，时刻为周一至周五，早九点到晚五点。

但是，在经过捐献节省了超越3800万美元的税款后，这一敞开许诺并未得到完成。相反，基金会仅经过彩票抽奖的办法向少量中奖者供给门票，答应他们参加由讲解员带领的两小时导览活动，一般安排在大多数星期三的下午1点，而且没有供给自助观赏的选项。

对此，基金会辩解称，他们现已履行了维护和展现这座前史性庄园的责任。基金会解说称，由于只需少量自愿讲解员了解庄园状况，因而才会约束观赏人数。此外，他们以为游客人数太多的话或许会对庄园的共同修建维护作业构成影响。基金会还着重，他们偶然为其他非营利安排在庄园举行免费慈悲活动，这也表现了其对大众的价值。

理论上，未能供给公共利益或将基金会财物用于个人用处是违法的。但是，税务专家指出，关于“公共利益”的界说存在含糊之处。例如，国会并未明确规则博物馆需求敞开多少时刻才干算是对大众敞开。此外，由于国税局曩昔十年间预算减少严峻，法令力度一向较为懈怠。依据计算数据，该安排每年仅检查私家基金会提交的10万份交税申报单中的225份。

曩昔几年，绝大部分富豪都是捐献给捐献者自身操控的私家基金会或是捐献者主张基金（DAF），而不是捐献给一线的慈悲安排，如红十字会或联合国部属安排。据计算，2022年美国个人捐款中的约41%都进入了上述基金会，14%的总捐款进入了私家基金会，而27%进入了DAF，三个数字相较上一年都呈现了显着添加。其间不乏了解的身影，比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

这么做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尽或许将财物留存在富豪的操控中，而不是实践捐助出去。美国法令现在只是要求这些基金会每年开销相当于该基金会市值5%的金额即可，与此一起，这些基金会每年承受不计其数来自富豪的“捐献”。

这就如同一个游泳池问题，巨量的水涌入的一起，只需一根细细的小水管向外流。长时间批判美国社会不均的前史学家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所言切中要害：“经过基金会, 创建人用他们的美元换取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手里还剩下了更多的美元。”

各大基金也非常严格地恪守这一要求，紧靠5%的开销线。依据对基金会税务申报数据的剖析，曩昔七年中，典型基金会的开销率一向稳定在略高于5%的最低开销要求之间。而关于财物超越10亿美元的超大型基金会，其开销率低于全体基金会的平均水平。在大多数年份，这些超大型基金会的开销率一般为5.0%或5.1%。

一切私家基金会（左）与其间的财物超10亿美元的私家基金会的开销份额一向紧贴5%的最低要求，甚至比财物超10亿美元的私家基金会还略低

即便是这样紧靠规则的开销水平，其间也充溢了猫腻。

一般来说，慈悲基金会可以经过出资来抵达开销要求。不管是项目相关出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 PRI）与使命相关出资（Mission-Related Investments, MRI）的要求都较为广泛，只需是为了活跃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为了经济报答，不用于政治用处，都可以享用免税并被计入基金会的5%开销之中。

但在实践中，法令并没有硬性要求这5%的开销被用于什么范畴，给“左手倒右手”留出足够的操作空间。这一部分资金可以用于付出运营本钱、捐献给不通明的DAF、或许更为直接的，用作受托人费用——可以是捐献者的亲属或许家人，而且现在没有任何办法遏止这种状况。

依据计算，2021年中29%的私家慈悲基金开销给了受托人，总计超越20亿美元。在这些基金会中，薪酬最高的受托人是彼得·理查森（Peter L. Richardson），他担任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的主席。该基金会由他的日化巨子伯祖父于1935年创建，并以其姓名命名。彼得·理查森每年的总薪酬抵达95万美元。此外，同年其他几家基金会的创始人或宗族成员受托人的年薪也远超40万美元。

据研讨，《福布斯》发布的美国最富有的50个宗族共建立了超越248个基金会，到2018年，这些基金会一共办理着超越510亿美元的财物。其间有12个基金会向19名宗族成员受托人付出了薪酬。这些薪酬在2018年总计达160万美元。

财富就如此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代际传承。

巨大黑箱

经过慈悲基金会完成对财物的操控与代际传承只是是个开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富豪将目光投向了捐献者主张基金（DAF）。与一般评论的私家慈悲基金不同，DAF不只能为捐献者带来税收减免，还具有无需信息揭露和付出份额要求的优势。一旦财物流入DAF，关于外界来说，这些资金的去向便成为彻底的“黑箱”。

此外，捐献者还可以经过将杂乱的非现金财物（如加密钱银、艺术品和房地产）捐献给DAF，然后更轻松地取得高额税收减免。这是由于DAF作为公共慈悲安排，享有更高的扣除上限。

但是，这类财物的估值往往简单被人为举高，使捐献者可以以虚高的估值请求减免，而实践出售金额或许远低于估值。例如，2013年，雅诗兰黛声誉董事长伦纳德·劳德（Leonard Lauder）将其立体主义艺术品保藏捐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估值在10亿至20亿美元之间，但这一估值被广泛以为存在高估的嫌疑。

正因如此，DAF益发遭到富豪的喜爱。数据显现，2022年约有855亿美元流向了DAF，远高于流向私家基金的568亿美元。进入DAF的资金占个人捐献总额的份额从2008年的仅4%逐步添加，并在2018年反超私家基金的份额，最总算2022年抵达27%。现在，DAF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慈悲安排类别，其财物在十年间暴增411%，抵达了2290亿美元。

2008年以来捐献给DAF的资金金额（橙色）水涨船高，反超私家基金（蓝色）

值得注意的是，DAF的资金来历中不乏来自私家基金会的捐款。私家基金会可以向DAF捐款，并将其计入满意5%年度付出要求的额度中。这种操作使得捐献逐步演变为一种光秃秃的金融手法，彻底推翻了慈悲自身的公共价值。不幸的是，这种现象正在加快发生。仅在2021年，私家基金会就向DAF供给了超越26亿美元的资金，再次刷新纪录。

许多美国最富有的人对DAF投入巨大。例如，马斯克基金会（Elon Musk Foundation）在2017年至2021年间向DAF供给了6000万美元的捐款，占其同期总赠款额的近82%。其间，大部分资金——约3800万美元——被用于在前锋慈悲基金会（Vanguard Charitable）建立一个DAF，还有超越1200万美元流入富达慈悲基金会（Fidelity Charitable）下的一个DAF。

DAF到DAF资金活动日益见长，2021年抵达了25亿美元

但是，一旦资金流入DAF，其“黑箱”特点使外界难以追寻这些资金的终究去向。一个清楚明了的趋势是，这些资金常被用来建立更多的DAF，构成层层嵌套的结构。缝隙答应资金从一个DAF搬运到另一个DAF，然后彻底躲藏资金的来历，后续的资金活动也变得不行追溯。依据不同的计算数据，约10%-20%的DAF财物终究流向了新建立的DAF。

不管资金的终究流向怎么，可以必定的是，DAF并未充分发挥其本来应有的公共服务价值。即使从开销份额来看，状况也不容乐观。例如，密歇根基金会理事会估测，2020年该州DAF中仅有43%的账户开销抵达或超越了5%，而有35%的账户彻底没有任何慈悲开销。依据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数据，从2016年至2020年，该州抵达5%开销规范的DAF份额仅为20%。非政府安排“捐献者主张基金研讨协作安排”估量，从2017年到2020年，全美仅有35%的DAF付出份额超越了5%。

DAF的最大问题在于其“黑箱”特性或许被用来进行政治干涉，甚至发生损害社会的影响。英国独立媒体“敞开民主网”（openDemocracy）发现，长时间以来，亿万富翁如对冲基金巨子保罗·辛格（Paul Singer）、科赫宗族的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以及电子业巨子巴雷·赛德（Barre Seid）等人，使用DAF躲藏了他们对非营利安排的捐款。这些安排包含传达气候变化虚伪信息、倡议反权力方针以及反税收方针的集体。

那么，价值是什么

实践中，富豪捐献所存在的缝隙早已引发广泛批判。2021年，记者玛他提亚·施瓦茨（Mattathias Schwartz）在《商业内情》上发表文章，直指这一问题的中心。他以扎克伯格配偶的捐献为例，批判富豪的所谓“慈悲捐献”更多是一种公关战略，而非真实的社会奉献。他指出，这些富豪更关怀捐献行为刻画的大众形象，而不是这些捐献是否能实在改进社会问题。许多签署了“捐献誓词”的富豪底子没有完成他们许诺的金额。

施瓦茨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捐献誓词’可以被看作是亿万富翁们的一种央求，期望大众不要再盯着他们的财富了。”在信息爆破的年代，头条新闻层出不穷，大众很快便会忘记这些许诺，而富豪们的巨额财物不过是从左口袋搬运到了右口袋，简直没有真实流向社会公益。

甚至，看起来数额巨大的捐献不过是富豪们“日进斗金”中的沧海一粟。依据福布斯研讨，2023年福布斯400富豪榜的成员们一共向慈悲事业捐献了超越2500亿美元——不到他们总净财物的6%。

《福布斯》杂志2023年慈悲捐献排名的专题封面，将巴菲特称为“美国最大的捐献者”

与此同，大多数美国一般民众对这些杂乱的捐献机制，尤其是DAF的详细运作办法，知之甚少。但益普索的民调显现，一旦他们了解了这些机制的原理，便会对现行方针提出激烈批判，并呼吁变革。他们以为，当时的税收鼓励方针显着倾向富豪，不该让交税人为这些永久性基金会买单。

在这样的布景下，变革的呼声长时间存在。许多倡议者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包含进步慈悲基金的年度开销要求、约束开销的用处、对大型基金会纳税，以及制止向宗族受托人付出酬劳等。甚至，时任俄亥俄州参议员的J.D.万斯还曾在《新闻周刊》撰文，呼吁对福特、麦克阿瑟和盖茨基金会等大型慈悲安排纳税，以缩小它们的规划和影响力。

但是，变革的阻力相同巨大。自2018年以来，包含上述基金会在内的21个安排，合计花费了1100万美元来游说对立DAF变革。其间，仅用于阻挠《加快慈悲作业法案》（Accelerating Charitable Efforts Act）的经过，就花费了约300万美元。该法案由两党议员于2021年和2022年先后提交至参议院和众议院，但终究未能走到投票表决阶段，变革的尽力也随之沉寂。

参加游说ACE法案的安排称号、游说花费金额与估计用于ACE法案的金额

关于慈悲免税方针的初衷，美国税收前史专家约瑟夫·索恩代克（Joseph J. Thorndike）则提出了不同的观念。他在《税务笔记》杂志中指出，这项方针自1917年初次引进以来，其间心理念便是经过减免富豪因慈悲捐献而需交纳的税款，维护私家慈悲事业的运作，然后防止政府承当更多的社会福利开销。

这一逻辑的背面，是美国社会长时间以来对政府干涉的警觉，以及对私家处理公共问题的偏好。美国的反政府主义传统着重私家慈悲的价值，以为个人和安排的自主行为比公共资金更高效，可以更好地满意社会需求。因而，慈悲免税方针被视为保持私有化社会福利系统的重要东西。

这也意味着，任何针对慈悲免税方针的变革，都需求触及更深层次的观念改变。施瓦茨在文章的结束写道：“现在是时分反思，将最大的税收优惠供给给最不需求它们的捐献者是否合理，以及‘慈悲’这个词是否还能精确描绘当今慈悲巨子的行为。”

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赖希（Rob Reich）则更为直白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在承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明：“大慈悲在咱们的民主中，实质上是一种富豪的发声办法。它是富豪行使权力的手法，缺少问责制且不通明，彻底由捐献者主导，而且永久性地享用税收补助。”

在疫情期间，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激增了1.8万亿美元，他们的总财富从2020年3月18日新冠危机开端时的不到3万亿美元飙升近三分之二（62%），至2021年8月17日抵达4.8万亿美元。

因而，在任何变革办法落地之前，美国人甚至全世界都需求为这些富豪的“好心”付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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